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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奖台上学生军很稀有体教差异成发展难题

2019-03-26 13:27:26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亚运会的男子跳高比赛开赛前,中国运动员王宇面对镜头竖起了大拇指,但这个清华学子的表情其实不轻松。2.20米试跳失败后,他在以后的每次试跳前都面向观众,一次一次地抬起双手,让观众为他鼓劲,然后,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加速、助跑、腾跃。但终究,他在2.29米的高度前败下阵来。

在这项中国队有望冲击金牌的比赛中,王宇和张国伟遭受强敌。来自卡塔尔的巴尔西姆兄弟,一个凭借2.35米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并取得金牌,另一个则摘得铜牌,张国伟则取得银牌。“今天的跳高项目是中国和卡塔尔的对决,值得注意的是,巴尔西姆兄弟并非当前风头正劲的归化运动员。”虽然坐在电视机前,但王宇的一举一动都被教练王嘉陵看在眼里,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,由于去年全运会和世锦赛赛事密集,王宇体能消耗很大,“上半年的体能积蓄不太够,所以他下半年的状态不是很好。其实今天他的成绩还可以,关键是能看出来他会动脑子,特别在逆境中晓得如何调剂。”

比赛结束后,王宇并没有经过混合采访区,王嘉陵只能从王宇在比赛中的表情了解弟子的状态,“他是得才兼备的运动员,学业、外语和运动成绩都很突出,但作为学生运动员,他要承受学习和比赛的两重压力,要付出很多,所以我很心疼他。”

“高才生”和“运动员”兼得不容易

“从鸟巢几万人的欢呼声中走出来,回到清华,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人背着包默默无闻走在路上,你会觉得,这是一种升华。”虽然在本届亚运会上未能取得奖牌,但王宇在去年国际田联挑战赛北京站以2.33米的成绩晋升“中国田径新偶像”后说过的一句话,还是让人们对他的阳光、帅气和清华出身的高学历津津乐道。

接触跳高才5年,王宇已经是现役选手中的佼佼者,他曾对媒体表示,在清华的学习经历让他在练习跳高的进程中事半功倍,“我是理科生,跳高又和许多物理知识有关,比如助跑时跑弧线,其实是利用了向心力的原理,起跳又和惯性、重心有关,把物理的知识融进去,训练效果就好很多。”

“为金牌努力,在我看来,更多的或许是一种经历。”同样从校园里成长起来的运动员赵婧认为,“王宇在新一代田径运动员中起到了榜样的作用。”不同于很多运动员比较张扬的性格,“王宇非常名流也很有内涵,加上他所获得的成绩和年龄,对别人会有一种积极的影响。”已从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的赵婧,今晚本也应当出现在仁川主体育场的女子1500米赛道上,但全运会夺冠后一直没能参加系统训练,所以,她的任务就是“集中气力在800米中跑出最好成绩,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更宝贵的人生经历”。

“代表中国出战,还是感觉不一样。”由于4年前正值考研的关键阶段,赵婧错失了参加广州亚运会的机会,这个出生于1988年的浙江女孩儿,2007年以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身份考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,她毕业时的学业绩点到达了直升研究生的要求,再加上突出的运动成绩,她顺利取得了直升研究生的名额,“事实上,田径队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具有学籍的大学生,而且大家都在朝研究生的方向去努力,由于那样可以延长运动寿命,还能在大学里多接受一些文化熏陶,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。”

从赵婧的成绩来看,学习和训练之间的平衡并不复杂。作为复旦大学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,赵婧仅用4年便实现了国内赛事的大满贯:2011年取得全国田径锦标赛800米金牌;2012年获得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800米金牌,创造了中国该项目室内最好成绩;2012年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800米金牌及全国田径冠军赛1500米金牌;2013年辽宁全运会800米和1500米金牌也被她收入囊中。

这样的成绩让赵婧成了同学眼中的“崇拜对象”,“复旦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多,文化上不能冒尖,体育就成为我闪光的平台”,在赵婧第一次参加上海钻石联赛时,辅导员带着全班为她写的加油卡和很多同学到现场为她助阵。赵婧坦言,这让她感受了和队友的鼓励不一样的“正能量”,“我和普通的学生同吃同住,复旦给了我更广的朋友圈,不像在体工队,圈子很窄,有时候会感到很孤单。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去咖啡店看书、看电影、唱卡拉OK,这样的生活同样是很多运动员都向往的。”

由于备战全运会,赵婧曾体验了一年体工队体制的集训生活,“吃、训练、睡觉,就这么简单”。但每次和其他队员提起学校,赵婧都能感觉到队友对校园生活的渴望,“他们常说,这样的学校生活哪怕体验一个月、一周也好。”

现实困境让“学生军”难以拔尖

“清华学生运动员王宇、滕海宁,刘天佑、易思玲入选了仁川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队名单。”在亚运会开始前,清华大学体育部教授、资深田径裁判陈伟强便在微博上为这群“学生军”助威。从去年全运会开始,由高校培养的“学生军”便开始遭到更多人的关注,特别在田径场上,张培萌、王宇、赵婧包括早期的“眼镜飞人”胡凯,这些具有高校学子身份的运动员,凭仗本身出众的运动成绩和综合素质乙型流感症状会反复吗,正日趋成为中国田径的新星群体。

1987年,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,这是“体教结合”迈出的第一步。依照两部委的计划,“体教结合”就是要建立一个除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以外,以教育系统为主体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。“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国家的政策比较严,只能先开始试点,招生时降分不多,还有的是完全接近正常招生的分数,所以这批人运动成绩不是非常突出。”陈伟强回想,随着这些年对运动员成绩的要求提高,预科、保送、降分等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方式一直在变,录取分为二本线的65%成为现在的标准。

尽管如此,在推行举国体制、奥运战略的中国体育界,从高校练出来的运动员仍然是一支新鲜而活跃的气力,“内教好则用内教,如果内教水平还不够高,则请外教。”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杜兆才曾对记者表示,“引进来,走出去”是大势所趋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外语水平和理解能力超过普通运动员的“学生军”迎来了迅速成长的契机,“对运动项目的理解和与国际运动员的交流”是王嘉陵对王宇最为看重的特质,“去美国和外教的交流无障碍,更容易把握动作要点,这就是学生运动员的一个优势。”

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,“体教结合的培养已尝试了很多年,但水平突出的运动员也只有少数几个人,尤其田径项目,能在亚洲站稳脚根已是相当不容易,因此短时间内依托高校产生人才恐怕还不现实,还需要时间。”在该业内人士看来,会外语、智商高不一定能成为优秀运动员,“又得学习又得有足够的训练保障,很难”。

对很多在高校的运动员来讲,天赋不是问题,训练资源的保障才是“吃紧”的关键。“我的对手是很多西亚国家的运动员,特别很多都是从非洲归化来的选手,差距就更大了。”在赵婧看来,即使没有归化运动员,400米以上女子中长跑项目现在的实力也和世界水平“差距较大”。但她依然坚持在运动场上突破自我,现在她已渐渐习惯“下午上完课3:20分就去训练场,有时候训练完了就饿着肚子去上课”的生活,让她感觉“不太适应”的,就是在学校里很难得到相应的运动保障宫颈炎好治疗吗

“未来的趋势是高校化,但正儿八经在学校里面练挺难的。”现在已进入上海队的赵婧回想,当年在学校奋斗时和在体工队待遇完全不同,“在食堂打十几块钱的饭,营养就那样,但在体工队就有不错的饮食保障。另外,有了伤病,进校医院就说你不能跑了缓解前列腺增生的方法,给你开请假条吧,但在体工队的队医眼中,这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他们会很专业地帮你放松,这样你才能更顺利地开展训练,高校很难有那末强大的专业团队支持。”而从复旦到莘庄基地治疗的经历,让赵婧回想起来还有些“痛苦”,“倒三次地铁还要坐公交,再走路,单程两小时,往返4小时,消耗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”

优秀教练的缺少则更为关键,“青少年中有田径天赋的,大部分都在高中和大学,但体教分离的现状,让清华北大的模式很难复制。”在陈伟强看来,“体育系统有教练和培养资源,但拿到的却是二流人才,一流人才全在校园没有交换培养,很多人材自然就流失了,很好的玉没有人雕琢。”这种“精英教育无体育,精英体育无教育”的状态,很难由于几名高水平“学生军”的出现而得到改变。

赵婧也发现,2009年本科阶段,还有5个女生、4个男生一起训练,但坚持到研究生阶段的寥寥无几,复旦大学的田径高水平运动员也渐渐堕入“断档”,“研究生读完了去专业队的人更少,读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,我现在在上海队,即使不能去大学当老师,也有保障和分配。而那些更多的、没有保障的运动员,就到了赶忙就业的时候了。”

本报仁川9月29日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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